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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西,临流招魂的候鸟 |书评

2020-09-16/ 泰来资讯网/ 查看: 214/ 评论: 10

摘要法国梧桐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法国的梧桐长满在中国的土地?《候鸟》一开篇就借孩子气的提问,带出了一个别有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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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梧桐

我想问问你

为什么

法国的梧桐

长满在

中国的土地?

《候鸟》一开篇就借孩子气的提问,带出了一个别有深意的问题。也许有人附会这是隐含了对殖民主义的批判,但其实和香港知识分子乃至社会上的身份反思有关。敏感如西西这样的本土作家,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:香港人是怎样的人?

法国梧桐四海为家,那个时代(上世纪四十年代战乱时代)的中国人又何尝不是?我们也不必问,为什么广东人张彦童年成长在上海,名字换作了素素(《候鸟》中叙述者的名字),也不必问为什么上海人素素后来又去到了比广东更南的南方香港,名字最后变成了西西。

西西, 原名张彦。广东中山人,1937年生于上海,1950年随父母迁居香港。曾长期担任教职,同时进行文学写作。创作有《我城》《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》《哀悼乳房》《候鸟》《织巢》等文学作品。作品多次获选开卷十大好书、二十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等。2011年获选香港书展年度文学作家。2018年获美国第六届纽曼华语文学奖。2019年获瑞典蝉文学奖。

撰文丨廖伟棠

《把自己作为方法》《候鸟》

作者:西西

版本:青马文化|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0年5月

1

玫瑰即使换了一个名字,它依旧芬芳——莎士比亚如是说。香港在《候鸟》里也不叫香港,就叫做南方。日后它还将在西西的小说里获得“肥土镇”、“我城”、“浮城”等著名的名字,在西西的后辈董啟章、韩丽珠等的小说里变成“V城”、“输水管森林”等名字。它依旧芬芳。

不变的是香港人的状态,他们如候鸟来到这里,其间变成导演王家卫赋予张国荣的“无脚雀仔”的样子,最后又飞掉、又回来,成为留鸟,或者剧作家陈炳钊所写的“临流鸟”。

去年,当我离开香港开始了一段新的漂泊一年后,香港的文学杂志《字花》编辑一个向西西致敬的专辑,约我以西西作品为本撰写同题作,我不假思索就选择了《候鸟》。我写下这样的句子:

……

只有一条河流静静

穿过我的头颅

承载几个地点

所有的风土

……

微斯鸟哉

无谁与归。

我们一路削骨

直到全身变成笔

……

只有笔是候鸟的归宿,西西当然早就明白,小说中也低调地带出一个作家的养成史。但更重要的还是自觉,西西自觉的是:在成为南飞的候鸟之前北移的候鸟就是她的身份了,她的来回没有始末,这点她比同时代很多到香港的“南来文人”看得清楚。

写小说之前,她写诗。《候鸟》前部分每一章前面好几段诗的结尾都是:“妈妈说/等你长大了/就知道了”但长大了的妈妈也并不知道很多世事,素素掉进河里被陌生人所救,后来她问妈妈:河有神吗?妈妈说:“妈妈怎么知道。”后来妈妈信命了,而素素不信,拯救她的神依旧是自己的笔。

“大家都说,我的魂魄还有一些仍旧在河里。也许是吧,我永远也不能把我的魂魄从河里找回来了……到我长大了,我一定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河,那时候,我就到处再去找找我的那一点儿流浪的魂魄吧。”这是我读过一个写作者对自己写作的动因最浪漫的诠释,西西也的确做到了。事实上,不用等长大,《候鸟》里横亘在素素一家前面的,就是一条巨大奔涌的河流,候鸟临流照影,为自己和迁移的一代代中国人招魂。

《织巢》,西西 著,青马文化|四川文艺出版社,2020年5月。

2

《候鸟》里西西孩子气般的叙述也完全是流动的、即兴的,和这迁移的命运同构。这是一个成熟作家的自觉,说不上是刻意挑战原本每期八百字连载的香港副刊专栏体,但绝对颠覆香港专栏作家墨守成规的起承转合。小说虽说千转百回,但总是轻快地承接下去,与其说是意识流,不如说这是东方古文学的散漫余绪。

或者,我更愿意称之为这是一个女童版本的《莫须有先生传》和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》。里面有妙趣横生的避难记、有骤然诀别的《城南旧事》,也有溪与桥,桥上站了一个更天真的废名,往往当她写完野孩子的生命力,无常的夭折就接踵而至,她却用平等的篇幅待之,哀而不伤。

在似水流年的漫笔中,西西渐渐带出一些成人的忧虑。她心里有了秘密,发现了秘密与写作的关系,那个世界里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写出来的,要留给未来的这个世界。她知道了大江大河的无法逆流,她写道:“蝉已经叫得很响,鸟儿都没有回来。”而她知道自己也是这无法回来的鸟之一。

《织巢》,西西 著,青马文化|四川文艺出版社,2020年5月。

3

当中国当代史骤然转折之时,童言无忌的素素,代替了最温柔敦厚的西西作出了最委婉的抗议,她不再在乎物质生活的剧变,只是隐忍地说了一句:“我们读的书大概也是一座座房子,是这些房子给炸塌了,而这种房子,是看不见的。”

“他们原来在跳舞。那是一种很容易跳的舞,我看了一会儿好像自己也会了。不过是退一步,踏一步,向前跨一步,又踏一步,来来去去一个模样,两只手摆摆晃晃。几个人就在那里踏步和摆手。”美丽新世界的一切就如扭秧歌,被孩子的目光抽离出来看,细细描述中突显荒诞。虽然不比张爱玲《秧歌》的残酷,却有日后她的诗歌名篇《螃蟹卡农》的同构。

“是南方来的鸟还是北方来的鸟?”临流鸟终于变成“大概是路过的鸟”,素素的父母做出了如张爱玲在同时同地所作的选择,带领全家去了最南方。在动身之前,素素一个人随年老的外祖父母留在剧变时期的上海,过了一段悬空的生活(有点像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那个游荡在屋瓦上的马小军)。

她成为从小学习永别的一代,从战时念诗的连长,到帮佣的陈妈、亲戚明姨、到在南下火车一路帮助她们的陌生人吴叔叔……“我只是觉得奇怪,好端端的一个人,忽然一走出家门,仿佛一滴水掉进大海里。”

来到香港的小流亡者素素,从此要面对的不只是人的离别和河的流徙,她发现了一个令人几乎无力承受的重负:“我那么希望看海,海在我前面不远,我却不能站起来,走过去看。我的肚子好像很虚空,仿佛体内的河已经流尽。”如果承认那个时代的诗意是残酷的,这句感触几乎是全书最有诗意的一个隐喻。眼前的海和体内自带的苦难文化之河,如何才能贯通并流?这是西西和几代香港作家都努力以汉语解答的大哉问。此后,我们在西西《织巢》《我城》、梁秉钧的《雷声与蝉鸣》、吴煦斌的《牛》等作品中陆续找到了答案。

我们这一辈,的确从小就身不由己,随着父母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迁徙,在迁徙里艰苦地、缓慢地长大。稍微安定下来,又发觉身边的许多人,又开始了另外的,也许更为遥远的迁徙。

——西西

本文系独家原创书评,首发于2020年9月5日新京报·书评周刊。作者:廖伟棠;编辑:张进 西西;校对:翟永军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, 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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